江西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：“放管结合”还需迈过几道坎?

简政放权,不等于“一放了之”。

7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,将持续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,创新事中事后监管,促使市场主体自觉守法,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

既不能越位、错位,也不能缺位——政府在市场中如何找准自身定位?

记者近日兵分多路调查发现,各地围绕“放管结合”,在完善监管体系、丰富监管方式等方面积极展开探索,成效初显,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。监管合力尚未形成、基层配置有待“下沉”、社会组织仍需壮大规范,成为直接影响“放管结合”、政府“强身”的三道坎。

从“等人敲门”到“上门找人”

事后监管如何形成合力?

日前,吉林长春18家不法投资公司携带市民委托投资的近亿元血汗钱跑路。这些注册资本数千万元、获取投资者信任的民营投资公司,实缴资本为0元。

“0元公司”诈骗现象引发热议:商事制度改革、市场放宽准入条件后,如何加强市场监管?

行政权力,该放的要放彻底,该管的要管到位。

“以往工商部门是要等开办企业所需证件办齐后,再发执照,是‘守门员’;现在前置审批条件都改成后置,企业获得工商执照等于拿到‘入场券’,但并不意味着就能上场踢球。”一位工商部门监管人士这样比喻。

近年来,商事登记改革持续推进,100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,放宽了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。据业内人士介绍,以前是所有证件都拿齐了,才能办工商执照,企业为了正常营业,必须主动去敲审批单位的门;现在是先颁发执照再办证,节省了企业的时间,工商登记部门从过去的“守门员”变成了“收票员”,但需要审批单位主动出击找那些拿到了执照的企业,这就为找得准、管到位增加了难度。

“打个比方,开餐饮企业,以前得先拿许可证,现在注册一个公司,经营范围里有餐饮,如果没有经过噪音、油烟测试,没有拿证的情况下就营业,监管部门就得主动到市场上排查。”上述人士说,涉及养老、食品等一系列人民群众健康、安全的监管,不仅不能放,还要抓得更紧。

事实上,市场经济越发育,监管难度越大。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说,在审批减少、宽进严管的监管新需求背景下,继续停留于“审批依赖、各管一段”的传统监管理念和方式,必然难以应对新增市场主体“鱼龙混杂”的新挑战。

如何让事后监管更加有效?一些地方正在试水“合力监管”。

“我们将食药、质监、物价、知识产权等市场监管职能整合成立市场监管局,实现一支队伍管市场。”在湖北襄阳高新区,新成立的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永娟说,借助网格化、清单式监管,市场监管局真正实现了对市场主体“一巡多查”,做到应查尽查,有效解决以往分段监管、多头监管的弊端。

王永娟说,以前多条热线、多头反馈,存在着民众不知向谁投诉、部门相互推诿的问题;执法时也会存在工商查台账、食药监查安全、质监查电子秤等分头行动,上门就要好几次。现在一支队伍统一响应、执法,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,也消除了监管死角。

“管烟花的”变“管危化的”

基层监管“接得住”吗?

简政放权大背景下的监管,重点在基层,难点也是基层。

“以前食品监管是‘橄榄形’结构,中间人多,两头尤其是基层执法力量弱。”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说,现在上海划转和下沉给基层的执法人员超过1700人,市、区县、街镇三级执法形成10:25:65的“金字塔”结构。

伴随着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,大量审批、监管权限下放至基层,基层“人财物”能否配足、配强,直接影响简政放权能否放得好、管得住。然而,记者走访发现,一些基层地区人手缺乏、人员培训没有及时跟上,“接不住、管不好”等问题仍存在。

中部地区一基层政府探索审批集中,将原本分散在数十个部门的审批权,集中在一个部门行使,一个工作人员要负责数十项审批业务。

“现在我们部门统筹管理18个窗口、8个局几十项业务,我自己要负责20多项,很多业务需要熟悉,一整天神经都是紧绷的。”上述地区窗口工作人员小鹏拿着一本几厘米厚的册子说,过去只要管烟花爆竹产销,现在得负责危化品、职业病等80%以上的审批条例,此前工作中从未接触过。

类似情况在一些街道办事处出现。不少办事处工作人员说:“上面机构精简了,下面该做的事却越减越多,但人还是那么几个。”

“简政放权,到了我们这一级,就成了简政‘放责’。”不少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,在基层,时常出现“放责不放权”的现象,由于权责不对等,导致许多下放的事项难以推进。

“我们可以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检查监督,但是没有处罚权,所以就算检查了对方也不当回事,通知他参加安全生产会议,也不来。”湖南某市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。

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表示,政府权力下放后,基层监管执法任务繁重,应为其配备与其责任相符的人员与执法权限。

目前,一些地方已着手探索,通过监管执法权限“下沉”、配强基层力量。例如,为了解决非法采矿,地处湖南省湘潭县南部的中路铺镇将国土、安监、环保等7个职能部门的13项行政处罚权,下放至乡镇。

中路铺镇党委书记李洪运说,过去乡镇没有执法权,只能上报县国土部门处理。而国土部门执法大队人员有限,有时等到执法队员到场,非法采矿人员早已转移。“基层执法权限和力量充实后,‘放管结合’彻底改变了以往‘看得见的管不着,管得着的看不见’等窘境。”

“红顶中介”加速脱帽

社会组织怎样“接棒”?

政府“瘦身”之后,一方面半官方性质的“红顶中介”正加速与行政职能部门脱钩;另一方面不少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管理服务职能,改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承担实施。那么问题来了:这些新的管理服务主体能否“接棒”?

不少业内人士介绍,社会组织一般不具备行政强制权力,其参与市场管理主要是依靠行业约定、技术标准、资质认可、等级评价等市场手段,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相关企业在技术、信用、安全等方面的参考指标,起到“表彰先进、监督落后、净化市场”的综合作用。

近两年来,国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发展,引入市场竞争机制,各地社会组织发展迅猛,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增长速度保持在10%左右。但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吴曙光说,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,与当前经济发展和简政放权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。

政府管理职能下放给市场,首先要有相应的专业性社会组织来承接。“环评下放后,有的环评机构竟是环评对象的子公司,有的地方连环评公司都没有。”王满传说,这种情况下,环评放下去后,能否发挥出应有的监管职能明显存疑。

社会组织需要具备足够专业实力,才能承担起市场监管职能。武汉市一家商会组织介绍,针对豆制品小作坊脏乱差问题,政府曾委托当地豆制品商会来调研整治市场环境。商会组织只能通过商会约定来对会员单位规范管理,但大部分豆制品企业、作坊,连豆制品商会会员成员都不是。“一个覆盖面非常有限的商会组织,要承担起全市整个豆制品市场的管理,从何谈起?”

要管好相关行业领域,社会组织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。不少企业反映,一些行业协会类社会组织,服务能力有限,却利用资质鉴定、检验检测等行业垄断职能大肆敛财。

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投融资中心主任尹斌说,企业反映参加的行业协会、学会、研究会、商会等社团组织数量普遍都有5至10家,多的甚至高达二三十家,每年每家协会会费少则1000至2000元,多的达数万元,其中很多协会收费多服务少,甚至是不服务。光收钱没服务的协会,无法让企业信服,怎么来发挥规范、净化市场的作用?

“完善的社会组织,是实现大市场、小政府的前提条件。”湖北襄阳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鲁大全认为,目前需要做的,一方面是降低社会组织成立门槛,打破行业垄断,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产生一批覆盖面广、运行规范、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;另一方面在针对社会组织的法规、监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,对违规、违法的社会组织加以惩处,“这样政府下放的管理职能,社会组织才能接得稳、用得好、管得住”。

简政放权,放管缺一不可。不少业内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,迈过管理体系、基层配置、社会组织三道坎之外,还得继续增强各方依法履职能力,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效能,更加宽松地放,更加科学地管,让市场与社会实现“活而有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