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江西政法干警考试申论：社区不堪忍受“开证明”负担：常开项目60多个

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记者调查发现，近年来开证明已经成为一些社区居委会不能承受之重。如今他们开具的证明不但种类越来越多，而且很多证明并非应由社区开具，一些职能部门和单位为了推卸责任，把证明环节转嫁到社区，社区事务因此大增。这一现象亟待引起关注。

社区成了证明“大本营”

记者在天津、吉林等地基层社区走访时发现，居委会要为居民开具的证明种类可以用“五花八门”来形容。有社区干部告诉记者，现在社区开具的证明可以分为婚育状况类、关系证明类、身份户籍类、情况证明类、生活水平类等等。

仅经常要开的证明就包括流动人口证明、无收入证明、贫困证明等60多项，这还不包括一些单位随时指示社区开具的临时种类证明，如身份证信息错误证明、保险投保人是否是意外受伤等证明。

长春市一位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如今社区成了名副其实的证明“大本营”，在社区的日常工作中，开证明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工作，她曾经在一天内开出了8种不同类型的证明。

据这位负责人介绍，除了婚育状况、收入等常见的证明种类外，一些居民前来社区开具的证明让人哭笑不得，例如有居民不小心把钱忘在口袋里被洗破了，出现残缺，无法辨认和使用，到银行兑换，银行居然要求社区出具证明，证明钱是被洗坏的。

各种奇葩证明层出不穷。记者了解到，如同证明“你妈是你妈”，曾经有一位居民在办理事务时被要求证明“我就是我”。他在街道办事处办理独生子女证时，带了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医保卡和以前的独生子女证，但办事人员依然说不能证明他是他自己，必须要社区开个证明。

“开个证明可以，但是证明背后的责任我们怕担不起。”天津市南开区一位社区主任说，需要社区开的证明多而滥，社区公章被迫变为“万能章”，其实社区难以承担这些证明的责任。

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，无执法权，居民也没有报告的义务，而且居委会往往人手有限，对居民收入多少、买过几套房子、婚否、亲属关系等往往很难准确掌握，也很难证明。

权力任性催生社区“受气筒”

记者采访了解到，社区之所以成证明“大本营”，与一些职能部门不愿担责、转嫁风险等密切相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社区成为“挡箭牌”和“受气筒”，也容易滋生腐败。

例如某地交警部门曾下发文件，要求特殊驾驶员的资料由社区掌握管理，但对于社区来说根本不现实，社区没有能力对这类事务进行管理和证明。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在进行理赔时，关于投保人和受益人的关系、受伤情况等很多事项都推给社区来证明，保险公司本身不进行实地调查。

社区有时候不得不承接开具这些证明的工作，原因之一也在于社区没有底气说“不”。记者了解到，目前还找不到一份明确的规章说社区什么样的证明可以开、什么不能开，责任清单并不明确。“上头的哪个部门我们都得罪不起啊。”一位社区干部说。

这样的尴尬局面也给社区带来了诸多难题。吉林省柳河县的一位社区干部告诉记者，有时确实无法为居民开具相关证明，居民就会认为居委会故意为难居民，故意不给居民办事，久而久之也影响居民与社区的关系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居民坚决要求开证明，社区只能冒着风险开出证明。

记者了解到，此前长春市就曾出现社区干部顶着压力开证明，但该证明最终出现问题，导致有关方面经济利益受损，社区干部也因此受到处理。

基层社区开证明过多过滥，也让一些人看到了寻租空间。北京市门头沟北村村委会主任周某某在拆迁过程中，玩忽职守，滥用职权，开具假证明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。据了解，周某某协助政府开展征地拆迁的工作，其滥用职权，为原本不属于村民王某某的宅基地开具证明，证明该处宅基地为王某某所有，致使王某某获得拆迁补偿款129万余元，造成国家损失。

为社区“减负”迫在眉睫

记者走访部分社区发现，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大半时间耗在核实各类证明情况上，这让人手本就紧张、服务资源有限的社区不堪重负。

一些社区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，当前应该加强社区居委会建设，加紧规范社区服务职能，列出社区居委会日常出具证明事项明细表，将基层从“证明负担”中解放出来。

制度是规范各种“证明”的保障。近日，天津市为加强社区居委会组织建设，规范社区服务职能，下发了《关于规范社区居委会印章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见(试行)》，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用章范围、为辖区居民出具证明用章范围以及印章使用管理制度作出详细规定，还列出社区居委会日常出具证明事项明细表。

从全国来看，目前大部分地区还未对社区出具证明的范围进行规定，很多证明的具体要求、开具流程、证明格式等也没有统一规范。

一些社区干部呼吁，应该避免开具那些缺乏边界，格式不规范的证明。同时，对于一些实际意义较弱的证明应尽量简化或削减，避免不必要的“证明”。

一些基层社区干部认为，有些证明完全可以通过行政部门间信息共享来替代。专家建议，应该整合现有的证明种类，按大类一次性开具证明，并延长有效时限，扩大有效范围，避免重复“证明”。

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表示，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能和便利，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“壁垒”， 建设信息共享平台，这样既避免老百姓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，也不会出现“证明我妈是我妈”的尴尬。

改进证明的方式和手段也是为社区居委会减负方法之一。基层社区干部建议，规范社区开具证明流程、范围的同时，应该推进自我证明制，即居民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对相关情况进行自我证明，避免社区在其中多一道程序，这也符合谁主张、谁举证的原则。